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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新:教育强国建设:内涵、挑战与实践路径
栏目:开放教育 作者: 来源:  时间:2023-10-31 06:04:51 点击: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教育强国建设的必要性与意义。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先导,教育强国建设这一时代任务应当被全面理解与把握,包括其理论内涵、面临的挑战与实现路径。在理论内涵方面,教育强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的突出特征,致力于建设全方位、高质量的教育体系,以强大的内部和外部综合教育实力为建成标志。就其面临的挑战而言,目前教育强国建设需要适应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新要求,做好超前布局,推动教育公平,建设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和教师队伍,降低教育功利化思想的影响。实现教育强国,需要依法提供政策保障与组织保障,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提升教育国际竞争力,促进国际教育格局的均衡发展。


【关键词】教育强国;教育体系建设;中国教育现代化;素质教育;教育数字化转型



一、

引言


自党的十九大以来,建设教育强国、优先发展教育已经成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基本方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2022-10-30)。在2023年5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中,总书记再次强调了建设教育强国的必要性,指出这一建设举措“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先导,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新华社, 2023-05-29)。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阐释了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意义,指明了教育强国建设的前进方向,在教育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与共鸣。建设教育强国这一宏大工程具有划时代意义,需要教育界有关专家学者和一线工作者在理论思想上学深悟透,在工作实践中探索创新,认真学习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教育强国为目标,谋划中国未来的教育发展。本文对教育强国建设的理论内涵、时代挑战与实践路径等方面进行阐释,以期深化教育界对教育强国建设的理解,推动共同合作,实现伟大目标。


二、

教育强国建设的内涵与标志


把握教育强国建设的理论内涵,深刻认识教育强国建设的突出特征、重要内容和显著标志,是全党全社会正确理解教育强国建设目标和建设任务的理论前提,对于后续有效推进教育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语境下,教育强国建设具有丰富的内涵,包括建立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和全方位的学习型社会等,是否建设成功可以从内部和外部来衡量,体现为国内教育现代化水平和国际教育竞争力等要素。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的突出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指出,“我们要建设的教育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23-06-06)。该讲话明确提出了建设目标最突出的两个特征。第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两个显著的特征,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教育上表现为九个坚持,即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坚持深化教育改革创新,坚持把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教育的重要使命,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18-09-14)。第二是“教育强国”。所谓“强”,是在比较的过程中实现的。教育强国有一些共同的指标,如国家的整体教育发展水平、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国民对教育的满意度、教育的世界影响力等,涵盖基础性指标、发展性指标和保障性指标,也应该有自己的独特优势(褚宏启,2023)。当今世界已有诸多教育强国,这些国家在各自的语境下,依据国情提炼出了推动其教育发展的建设经验,然而,这些经验并非全部适用于中国国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育强国,赋予了教育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前所未有的重要使命担当,需要在中国历史发展坐标系中坚持守正创新,支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教育战略。同时,也需要在世界发展坐标系中勇于创新突破,影响并引领世界发展潮流的教育战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的突出特征,可以进一步具体化表述为: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根本目标,以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重要使命,以教育理念、体系、制度、内容、方法、治理现代化为基本路径,以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为核心功能,最终形成结构合理、特色鲜明、人民满意、世界领先的现代化教育强国。

(二)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

教育强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拥有庞大的体系,涉及许多重大教育建设任务。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准确把握其蕴含的重要内容,理解其宏大目标下的延伸意义。

建设教育强国,首先要建设高质量的教育体系。高质量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意指与新时代发展要求相适应的、面向未来发展的高质量。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包括高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和高等教育体系。国民教育体系是否高质量,教育现代化是否得到实现,需要从教育体系自身及其与国家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相互关联来衡量和分析,在总结过往经验的基础上着眼未来发展趋势,确定新的衡量标准、制度和模式。

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需要从多个方面推进。

第一,进一步确定各级各类教育的人才培养标准和课程标准。我国课程标准先后经历了从重视知识到重视知识与技能,再到重视知识与技能、方法与过程、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变化。新时代教育强国建设需围绕立德树人展开,如何完善课程标准是落实立德树人的首要问题,因此,需要重新研究并制定核心素养内容,继续开发新的生命课程、特色课程、劳动课程等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课程(朱永新, 2021; 朱永新, 2023)。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要能“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不仅需要支撑和引领中国现代化科技创新体系的发展,还需要满足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发展需要,进而实现中国现代化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持续高质量发展。为达成上述目标,中国教育应当切实统筹推进整个教育体系内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和保障机制的改革,切实解决教育的“不充分”问题,使一切教育生产力、学生发展潜力充分涌流,从而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第二,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需要把握教育体系自身的结构均衡、区域均衡、顺畅衔接、富有活力、可持续发展问题。由于历史原因、自然地理、生产力布局、发展阶段的差别以及社会文化观念的影响,中国教育体系内部的差别仍然较大,这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必须重视的客观现实。教育强国建设应该致力于推进教育公平发展,消弭这种内部差距和不平衡,顶层设计应当锚定区域和城乡、教育类型两个重要参数均衡发力,切实解决教育体系发展“不平衡”问题,实现中国各区域、各级各类教育的高质量均衡发展。

第三,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也包括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建设。要通过一系列体制机制变革,广泛深度采纳现代教育技术(数字教育)和学分银行体系,建设一批新型学习中心,实现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社会教育、继续教育、非正式教育蓬勃发展的现代教育图景,支撑国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人力资源开发水平全面提升,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全体人民的全面发展、终身发展。

目前,中国已有上海、杭州、成都等近十座城市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学习型城市网络(unesco global network of learning cities)(unesco,  2023-07-05)。这说明中国在建立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方面已经迈开了坚定的步伐,受到国际教育界的认可,也意味着在未来,中国其他城市建立完善的终身学习体系已具备可供参考的经验,能够通过区域带动、协同合作等方式,早日建成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和学习型强国 。

教育强国建设与科技强国建设、人才强国建设这两个目标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在三者有机集合中、在一体统筹推进中来把握教育强国建设的内涵。要全面对照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全方位人才需求、科技需求,以高质量基础教育(学校教育)为基点,以世界一流高等教育为龙头,以现代职业教育和高水平社会化教育为两翼,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全面推进教育强国建设。

(三)实现教育强国建设目标的显著标志

教育强国建设目标是否达成,应当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的显著标志进行衡量。从内部看,通过未来十余年的改革发展,中国教育将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实现中国自身的优质均衡和可持续发展,中国教育自身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部分,又能为国家整体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的智力和人才支撑,实现教育红利的最大化转化。

从外部看,中国将建成具有强大影响力、竞争力的世界重要教育中心。在科研合作、学科建设、人才国际流动性、国内外合作办学等方面,中国都将提升国际竞争力与吸引力,在“一带一路”倡议指导下,与更多国家实现区域教育合作,成为沿路国家教育领域的领跑者之一,以更高的水平促进国际教育治理格局均衡化发展。

总而言之,需要用国际比较的眼光看教育强国,看我们的一些关键教育指标是不是在全世界处于领先的地位,是不是处在第一方阵,需要用服务贡献的眼光看教育强国,看我们的教育能不能有效服务于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能不能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三、

教育强国建设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习近平, 2022-10-16)。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教育强国建设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如何应对挑战、加大改革的力度,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充分满足教育数字化需求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数字化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要主动迎接数字时代,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推进网络强国建设,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2021-03-13)。教育数字化,不仅仅是数字化转型的重要领域,也是教育强国建设面临的最重要挑战之一。

日新月异的数字化发展趋势,要求我国加强教育数字化建设,建立国家数字学习平台,建立国家教育数据库。根据我国2023年面向全球发布的《中国智慧教育蓝皮书(2022)》,作为数字时代的教育新形态,智慧教育将从核心理念、体系结构、教学范式、教育内容和教育治理五个维度为我国教育注入全新活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23-02-14)。具体来说,教育数字化建设可以从以下四方面展开。

第一,加强国家教育数字化平台建设。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自从2022年3月上线以来,截至2023年6月28日,平台累计浏览量达260亿次,访客量超19.2亿人次,访问用户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的来看,目前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已经具备国家教育数字化学习平台的基本功能,在此基础上未来有望成为中国最大的公共、公益学习中心,成为中国最大的一所网络学校。所有人可以通过身份证登录,借助这个平台完成学业和考试,并能获得相应的学分或者认证。

第二,加强国家教育数据库建设。教育决策应该建立在一个好的数据库的基础之上。这个数据库内容翔实、数据充分,能够为教育决策和评价提供充足的、坚实的数据支持。许多发达国家,如美国,建设有国家教育数据库,学术界的教育科学研究和政府的一些重要决策都要建立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上(朱永新, 2013-08-01)。目前中国的基本教育数据分散而且凌乱,亟须一个平台集中管理,如全国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各个城市的教育经费投入情况、人口出生比例的下降对教育带来的影响等数据,都需要国家教育数据库的支持。

第三,建立健全国家学分银行体系。考试与评价是教育改革的关键所在,要进一步强化学习过程的评价,弱化文凭在升学、就业中的作用。可以借助目前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让所有人以身份证号作为学习账号,把学习过程都记录在个人账号中,使每个人能够进行个性化的学习,更畅通地进行教育类型转换和国际化流动。

第四,深化人工智能引领教育升级的路径研究。教育强国建设需要使中国处在时代的浪尖,不断开创人工智能赋能数字教育转型的实践路径,使数字化发展服务于全社会,成为全球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引领者和开拓者(朱永新 & 杨帆, 2023)。应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时代国家教育政策的辅助和规范功能,着力完善人工智能时代教师教育能力发展新矩阵,着力建立人工智能时代学生核心素养发展新要求,着力开发人工智能时代素质教育协同发展新模式,等等。同时,创设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才流通新方法,促进教育的全方位公平(地域、性别、特殊群体等),使得优秀的教育资源和高质量人才虽不能为我所有,但可以为我所用。

(二)建构多元化教育投入体制

中国具有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需要有充分的财力支撑这个体系,这是教育强国建设的财政基础。建设教育强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教育超前布局、优先发展,进一步加大教育投入,建构多元化教育投入体制。

第一,逐步将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提高到5%。教育部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61,344亿元,比上年增长6%。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48,478亿元,比上年增长5.8%。我国已连续十年实现财政教育经费占gdp不低于4%的目标,接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与世界教育强国相比仍有一定差距。2020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为4.22%,在全球有数据的国家和地区中仅位居第89位,而同期oecd国家的均值为5.2%(马晓强 等, 2023)。为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应逐步将这一比例提升至不低于5%。同时,确保国家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例不低于当前的水平。

第二,改革民间教育资本投入政策。中外教育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民办教育不仅应当作为公办教育的必要补充,更应当成为教育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激活教育力量、提升教育质量具有不可或缺的“鲇鱼”作用。建议进一步统筹协调社会教育资源,支持个人、企业和机构成立各种公益基金会举办非营利性教育。非营利性民办教育可以不受比例限制,同时完善财税、土地、金融、就业等政策。支持企业举办或参与举办职业教育。进一步完善第三次分配政策,吸引更多的民间资金投向教育。

第三,完善非义务教育阶段教育家庭成本分担机制,适时调整高等教育学生学费标准。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家庭成本分担机制,可以考虑根据家庭的收入情况承担不同额度的费用。同时,进一步完善学生资助体系,增加宣传和引导,简化申请流程,建立审批绿色通道,确保家庭困难学生获得平等享受优质教育的机会。进一步建立健全奖学金等奖励制度的申请标准与流程,保障教育资助落实到需要的学生手上。

第四,建立公共教育市场化配置新机制。在基础教育领域,扩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范围,解决公共教育产品短缺以及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等问题。在职业教育领域,通过股份制等方式大力推进政府与市场主体合作办学。在高等教育领域,改革完善高等教育投入机制,逐步降低高等教育经费计划配置的比例,积极探索高等教育经费市场化配置新机制。

(三)推动实现全方位教育公平

中国式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需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教育强国必须加快促进教育公平(怀进鹏, 2023)。目前,我国教育公共服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教育体系的公共服务能力仍然不足,城乡区域间的服务水平差距仍然较大,需要进一步提升。

第一,大力缩小省际教育投入的差距。2021年,我国小学、初中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支出最高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是北京市,分别为35,473元、64,124元,而最低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河南省分别只有7,099元、10,436元。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例最高的是广东省,占比为20.79%,最低的是黑龙江省,占比为11.9%(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2-12-29)。应尽快缩小省际基础教育经费投入差距,进一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薄弱省份基础教育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到2035年争取将省际基础教育投入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第二,推动义务教育管理由县级统筹向省市统筹转变,推进基础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朱永新, 2023)。应逐步调整义务教育统筹管理层级,高中阶段教育的管理层级适应城市群、都市化发展的新形势,强化大中城市对高中阶段教育的统筹管理职能,强化“县中”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发展格局中的战略地位。尽快出台基本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清单,实施基础教育全域优质均衡发展战略。

第三,进一步调整完善中西部“部省合建”高校办学体制,在“十四五”期间争取做到每省都至少拥有一所教育部直属高校,由中央财政承担办学经费,地方政府给予适当支持。对于一些人口大省,要按照人口比例建设更多高水平高校。

第四,进一步关注数字化背景下的教育不平等问题。新时代背景下对教育的全方位公平需要加大关注力度。数字时代的到来对教育公平提出了新要求,“数字性别鸿沟”的教育性别不平等问题需要社会意识的迭代。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oecd”)的调查结果显示,成员国中15岁的女孩希望从事信息技术相关行业的平均比例仅有0.5%,而男孩则高达5%(oecd, 2020-07-14)。虽然许多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女性在平均能力上并不弱于男性,但是stem(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相关专业女生比例小已成为普遍现象(garcía-holgado & garcía-peñalvo, 2022)。缓解性别数字鸿沟不仅仅需要在教育教学上更加关注提升女生数字发展的信心和动力,及时给予鼓励和帮助,更需要更新社会意识形态,加强宣传和引导,从学校、家庭和社会的方方面面给予女性支持与期待。

数字时代的到来给予弱势群体接受平等教育的新机遇,针对视听障碍、语言障碍等特殊人群的人工智能陆续被开发出来,应用于特殊教育。例如,谷歌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助自闭症儿童融入集体生活的眼镜,帮助他们识别周围人的表情,激活反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需要我们关注到方方面面的教育公平,切实考虑不同学生的教育需求,增加受到平等教育的人口基数,更早、更多地发现高新创新型人才。

(四)加强生态文明教育

202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一起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为教育打造新的社会契约》(reimagining our futures together: a new social contract for education)(以下简称“《报告》”)。这份报告提出,全球各国需要重新定向,因为人类的未来取决于地球的未来,而这两者都面临危险。当下迫切需要一项“面向教育的新社会契约”,“让我们能够换一种方式去思考学习以及学生、教师、知识和世界之间的关系”,重建我们与彼此、与地球、与技术之间的关系(unesco, 2021)。这份报告,将教育从人类中心向生态中心进行了拓展。

这份发布于2021年的报告让我们直面许多令人震惊的事实:较之整个哺乳动物时代变化最极端的时期,今日大气化学成分变化速度要快10倍;从地球自12.5万年前最后一次冰期以来,现在竟是最热的一个时期;因为人类活动持续加速气候变化,地球上多达半数的热带珊瑚礁已经死亡,10万亿吨冰川已经融化,海洋酸化进度持续加速。气候变化的影响已经深入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之中,并且将在未来的30年继续影响地球上的生命。人类目前的生态足迹表明,仅仅一个地球远不足以支撑我们的生活(unesco, 2021)。

危机重重的地球已经向教育发出了求救信号,《报告》明确提出:“学校应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碳中和目标的典范,以塑造我们所期望的未来。教育必须促使人们意识到环境、社会和经济之间内在的相互联系。课程必须汲取各种形式的知识,帮助学生及其社群认识到人类与这个并非有人类梦想的世界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从而使其能够适应、缓解和扭转气候变化。”(unesco, 2021)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郑重向全世界承诺2030年“碳达峰”和2060年“碳中和”的“双碳”目标。而这一目标的如期实现,要求我们采取低碳消费这一全民参与气候变化应对的最直接路径。与此同时,面向全社会的“碳中和教育”也是不可或缺的必要路径。

第一,要完善节约资源和绿色低碳的学校教育。教育者应当在课程体系中充分纳入节约优先、低碳绿色生活的理念,并通过编写适合不同年龄段学生的教材读本、设置专门课程等有效举措,将相关内容融入各个学习科目当中。积极弘扬、传承勤俭节约等与低碳绿色生活相关的优秀传统文化,帮助师生培育低碳的健康消费习惯,增强低碳的环境保护意识。要开展丰富多样的校内外活动,持续加强绿色学校建设,完善绿色学校标准和标识管理。

第二,要发挥学校教育对家庭、社会的带动作用。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组织开展“小手拉大手”主题活动,号召学生动员家庭成员实现生活方式绿色低碳化。促进家庭参与社区、街道志愿服务等形式,践行节约的生活理念。

第三,要深入开展绿色低碳全民教育。增强公众节约意识,塑造公众对于低碳生活有益于身心的正确认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建立和完善公众参与机制,定期编制颁布全民节能减排手册,给予居民明确指导。健全环境信息公开机制,为公众参与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建设提供信息平台。

学界曾经认为,只要在2050年达到零碳排放,就能够防止气候变化带来最坏的影响。但是最近的科学研究表明,这一最后期限会大大提前。我们必须以碳中和教育加速人类的认知和行动,才能保护我们唯一的地球,守卫我们共同的家园(朱永新, 2022)。

(五)积极应对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

当前我国处于人口结构的历史性转折时期,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影响,加之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人口少子化与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以教育红利取代人口红利刻不容缓。2022年,我国人口出现了近60年来首次负增长,出生率从21世纪初的14%跌至7%以下,据测算我国总和生育率已下滑至1.09,生育水平在目前世界上人口过亿的国家中属于最低。出生率的下降会直接导致生源数量从基础教育阶段到高等教育阶段依次减少,各学段入学人数也将逐年下降。2022年,我国学前教育在园幼儿人数与前年相比下降了3.7%,小学学生数下降了4.55%(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3-07-05)。与此同时,进入职业学校、乡村学校的学生数量也将逐渐减少。这就要求我国同步深化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改革,保障各类型学校教育质量,建立良好的教育评估机制。在教育改革中,需建立不同教育类型间畅通的流动路径和横向、纵向贯通的教育立交桥,并优化不同类型学校、不同学段间的教育资源配置,及时调整班额、生师比,在保证教育质量的同时,达到各学校的基本办学要求。

此外,人口预期寿命的不断增长将导致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剧,教育的一大重心将转向老年教育以及与老年护理相关的职业教育培训。不仅要保障老年人的终身教育权利,建设并完善老年大学和在线学习平台,还应当培养更多老年护理专业人才,通过多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培训和专业资格认证,弥补我国老年护理专业起步晚的问题。目前我国劳动人口面临着日益增加的养老压力,老年人口抚养比近十年来呈倍增态势,在2021年超过了20%(国家统计局, 2022),这一变化要求高等院校与职业教育学校加快提升适龄劳动人口的职业能力与综合素质,增强其应对抚养问题的容纳力。

(六)加速扭转教育功利化倾向

长期以来,应试教育导致的教育功利化、短视化行为对全社会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唯升学”“唯成绩”的教育政绩观,违规争抢中小学优秀学生的行为,在周末、寒暑假、法定节假日组织师生集体补课、不严格执行国家课程方案、早起晚睡严重剥夺学生正常睡眠的行为,提前结束课程备考、提前教授高中课程的教育抢跑行为,等等,严重破坏了我国基础教育生态,已成为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最大系统性障碍(朱永新 & 汪敏, 2020; 张志勇, 2023)。要形成健康的教育环境和生态,需要加大教育常识的普及力度,传播科学的教育观念,缓解社会的教育焦虑;要深化新时期教育评价改革,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体系;深化劳动人事制度改革、事业单位改革、公务员招录制度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织密民生保障安全网;提升教育治理体系效能和水平,彻底扭转教育功利化、短视化问题,在平衡的教育生态下保障亿万青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作为一项有效监督措施,可以适时出台《教育功利化、短视化行为专项治理行为具体表现清单》,各地、各部门、中小学对照专项治理行为具体表现清单,开展自查自纠活动,切实做到令行禁止;把清理教育功利化、短视化行为的成效,作为考核地方党委、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工作和中小学校长、教师工作的重要内容,对教育功利化、短视化行为严重、清理整顿不力的地方、部门和学校主要负责人予以严肃问责;将专项治理行动与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督导的常规内容结合起来,形成教育生态治理的长效机制。


四、

教育强国建设的实践路径


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保证经济社会稳健发展,需要全体人民具备良好的核心素养,教育强国建设是我国从人口红利为主转向以教育红利为核心的必由之路(王洪川 & 胡鞍钢, 2021)。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是一个系统性跃升和质变,必须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23-06-06)。要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制约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思想观念束缚和体制机制弊端,全面提高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这是中国推进教育强国建设需要根本遵循的总体方法论。在统筹创新的方针引领下,实现教育强国建设,需要在政策、方法路径和组织保障等多个方面规划实践路径。

(一)教育强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与政策举措

坚实的法律保障是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础。在依法治国的思想引领下,需要加快完善教育法制体系,厉行全国教育大会提出的依法治校与依法治教,强化教育领域的法治保障,提升教育治理能力和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能力。

开展政策评估工作,能够对政策收效以及未来改革方向进行有效反馈。在教育领域,需要全面开展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和国家出台的各项教育政策贯彻落实情况的评估与督查工作,推进教育改革发展的决策部署落地、落实与落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教育作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做出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动新时代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事实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因为体制机制惯性、思想观念惯性、改革事项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区域、城乡各种客观条件差异的制约,附加三年多来世纪疫情之影响,很多重大决策部署的落实情况未达政策预期目标。推进教育强国建设,制定建设规划纲要,绝非要另起炉灶,相反,必须改变现实中存在的政策执行不力、改革部署落实不到位的情况,否则,教育强国建设的规划纲要、目标任务,有可能出现政策部署空转、无法落地的问题。

(二)教育强国建设的方法路径

建设教育强国,不仅需从我国内部健全和完善教育体系,还应当站在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高度,同步推进教育改革与对内对外开放水平。

第一,加大教育的开放力度。教育体系改革不应排斥国外先进的经验与成果,应当在因地制宜吸收国外优秀经验的基础上,提升我国教育体系的整体活力、对外合作能力与国际影响力。

就对内开放而言,教育始终是一项全民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德树人发展道路,尊重并保障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和完善现有教育领导体制。相反,如果隔绝了社会投入和社会性参与,教育本身将陷入体制模式单一和僵化的困境,难言发展活力、多样性发展、高质量发展。教育应当始终坚持终身学习理念,在全社会范围内倡导人民的素质教育,使每一位受教育者都能拥有“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同时在教育体系内实现家校社合作共育(朱永新, 2017)。

在对外开放方面,我国目前已建成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未来高等教育应当更多关注世界前沿科技,填补目前各学科专业领域的空白与薄弱之处,使更多全球高水平大学在中国建立合作办学机构,建立一批“国际化教育先行示范区”,吸引全球顶尖科技人才来华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吸引优秀留学人才,使来华留学生教育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更符合国际准则、教育规律和国情现状。应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推进并扩大一年制硕士项目试点,构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吸引外国留学生留学中国的制度优势,推进国际学生培养提质增效,助力我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此外,要大力营造包容开放的生态环境,支持和鼓励各类高校走出去办学,在重大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问题方面,与国外一流大学、科研机构开展合作研究和联合攻关。

与此同时,我国需要组织好各方面力量,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拓展国际组织新建、引驻与合作,推进高等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对外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经验,增强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助力建设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世界重要教育中心。为进一步增强国际公信力,我国需要在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中融入实证调查研究,整合知识、理念与主张,构建数据库、资源库和知识库等新型国际平台,发挥政治领导力与专业领导力。

第二,加大各级各类学校改革力度。建设教育强国,必须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加大各级各类学校改革力度。要提高义务教育发展重心,建议逐步从九年义务教育延长至十年义务教育,在巩固提高九年义务教育水平的同时,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实施巩固提高高中阶段教育普及率、高中阶段免费教育、高中阶段义务教育的“普及、免费、义务”三步走战略。探索试点“五三二”学制,即小学5年、初中3年、高中2年,也可以中学不分段,全面推动中学教育的综合化、多样化、特色化发展,将普职分流推迟到高中之后。在高等教育领域,大学可以分成两类,一是学术类,二是职业类。不同高校可以通过经济杠杆去调整,学术类大学继续收费,职业类大学与产业高度结合,通过与企业联合、工作的方式,让学生实行免费入学,同时不同类型高校之间实现“立交桥”式联通,实现学分认定或者转化,满足每一个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对技能型人才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世界发达国家职业教育“普职”分流的重心都逐步从初中后向高中后分流演变。为适应我国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对高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亟须提升我国职业教育培养层次,扩大职业本科招生比例,逐步建立以本科职业教育为主体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取消文理分科,提高高等教育发展重心。完善高等教育发展结构,扩大本科和研究生占比。在巩固本科教育主体地位的同时,进一步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

到2035年,将硕士、博士入学人数占高等教育总人数的比例分别提高到18%和3%。硕士阶段重点增加专业硕士招生,丰富硕士、博士阶段教育类型(学制),适度扩大博士阶段招生规模,重点加大对国家重大战略、关键领域和社会重大需求领域的博士招生名额支持。同时,应将高等教育中属于应用技术类的地方普通本科院校和学术类高等学校进行重新的定义和区分,使其各有侧重且适合不同类型的学生,并且畅通、扩建高等教育阶段的普职转换“立交桥”。

第三,构建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体系。建立健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科学选拔、贯通衔接、系统培养、共育共享”全链条培养机制,以教育评价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加快构建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评价一体化贯通的制度和机制。其中,关键是要进一步发挥高水平高校的主力军作用,探索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单独评价和选拔模式,为学有专长的学生乃至偏科生开辟特殊通道。健全创新素养和创新能力培养生态链,支持大学与中学合作开设各种特色班,大力培养广大青少年的探究兴趣和学科特长,深入做好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发现与培养工作(朱永新 & 褚宏启, 2021)。

第四,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和书香校园建设。在所有领域的教育改革中,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能力和习惯毫无疑问是教育最重要最本质的一件事情。要进一步加强阅读与写作教学,尤其是推进全学科阅读,发展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在此基础上,统筹各级各类优质教育资源,满足不同潜质学生的发展需要,着力构建起大中小贯通、科教一体、政校企社协同共育的高水平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第五,积极建设高质量教师队伍。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强调,强教必先强师。要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建设教育强国最重要的基础工程来抓。要加快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建设,全面提升增量师资综合素质能力水平,重点提升存量师资的教书育人水平、学生综合素质发展评价指导能力、课程资源驾驭开发能力、科学人文素养和信息化素养。同时,需要提升中小学教师学历水平,到2035年要使具有博士、硕士以上学历的师资达到相当占比,并加快教育人事制度改革,完善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和招录制度,改革高等学校、职业院校教师人事制度。在基础教育领域,需要深化中小学教研体系建设,促进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研究探索数字化时代“人机共教”的新模式,建立“能者为师”的新机制,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赋予尊师重教风尚和师德师风以时代内涵,弘扬教师精神,深化教育家办学制度创新。

(三)教育强国建设的组织保障

要形成坚实有力的教育保障机制、完全建立现代化教育体系,我国应当在学前教育、中小学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不同教育类型内部和各类型之间建立良好的组织保障,在坚持多元办学体制的前提下,加强各教育部门改革举措之间的政策配套,并明晰评价与问责机构和人员,在教育管理中处理好政府、社会与学校三者的关系,集中力量提升合作效益。例如,在职业教育领域内坚持产教融合,使产业与学校教育形成良好的联动关系;发挥职业教育领域部门联席会议的作用,避免多头分散管理;在不同教育类型间建立良好的融通立交桥,使每一位受教育者能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与潜能,实现教育功能最优化。


五、

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发生了深层次和根本性的变化,随着2019年《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的发布,教育强国成为新时代中国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必然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2019-02-23),教育改革也从广度逐渐向深度迈进,人才核心素养的培养与提升成为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新目标。这一宏大的建设工程,需要在法律制度框架下开展,提前做好规划部署,及时进行评估反馈,各教育部门、劳动部门等相关机构需加强合作沟通,各教育类型间需增强融通性,为建设提供制度和组织保障。

一个坚实的教育强国,需能从容应对日新月异的科技革新,需能站在全球化视角对教育体系进行布局。要使人才强国、科技强国并举,应当从基础教育阶段开始重视学生创新能力、信息素养等核心素养的培养与发展,注重课程改革与质量评估,在高等教育阶段重视科研人才的培养,以前沿科研成果提升国际竞争力。这一建设目标的实现,将使我国在充分自信、自强的基础上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引领国际教育发展趋势,实现中国大国崛起的责任与担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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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ng a powerful nation of education: connotation, challenges and practical pathways


yongxin zhu


abstract: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repeatedly emphasized the necessity and significance of constructing a powerful nation of education. as the forerunning strategy of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the concept of constructing a powerful nation of education should be fully understood and grasped, including its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challenges and practical pathways.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powerful nation of education has prominent featur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aim of this task is to build an all-round, high-quality education system. and its completion will be revealed as china’s stro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mprehensive educational strength. as far as the challenges are concerned,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work needs to adapt to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the authority should do master planning ahead of time and promote education equity. a high-quality education system and teacher team should be built and the impact of utilitarian thinking in education should be reduced. to achieve the construction work, it is necessary to provide policy guarantees and organizational guarante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education should be enhanced on the basis of cultural confidence, which could help promote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pattern.

keywords: a powerful nation of education; educ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china’s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quality education; educat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作者简介


朱永新,苏州大学新教育研究院教授,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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