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大学与平庸的大学只有两个区别，一个是能否聚集最优秀的教师和学生，另一个是能否使他们的创造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实际上，这两个问题都可以归结到学校的环境和氛围。学校的环境和氛围好，最优秀的教师和学生自然会聚集过来，学校也就会蓬勃发展。
我们说到环境，实际上是指教师和学生感受的氛围，包括学校硬的和软的环境。硬的环境是与经费投入相关的，当然也要有好的理念和设计。
过去一些年，中国大学的校园建设发展很快，硬件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即使有一些不足，也是可以逐步改善的。而软的环境的改善更困难一些，这也是大学能否发展好的最重要因素。
教师所感受的环境主要是人和制度，制度也是人制定的，因此，说到底，环境就是周围的人。教师会受到哪些人的影响呢？
我想应当包括学校、院系和部门的领导，以及他周围的其他学者。学校中各个机构的领导当然很重要，人们常说“领导就是氛围”，讲的是领导可以决定制度和政策导向，这也决定了学校的整体环境和氛围。
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综合改革，其目的就是建立更加完善的体制机制，营造更好的环境和氛围，使学者的创造潜力充分迸发出来。学校大环境的改善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学校的大环境是边界条件，并不是对学者的发展影响最直接和最大的因素。
教师感受最深、受影响最大的实际上是他周围的人。因此，他周围的人构成了他所处的环境。当然，反过来也是一样的，他也构成其他人的“周围环境”。但是，并不是所有周围的人都能成为他的环境，只有能够产生影响的人，才能构成环境。
我们来看看，一个优秀学者希望有什么样的环境。优秀的人总是希望与更杰出的人为伍，希望与愿意沟通交流的人为伍，这样才能得到学术上的帮助，才能更快地成长和进步。
从学科角度看，优秀学者希望周围的人有共同的学术兴趣，但要有不同的学术背景，这样才能产生思想碰撞，才能在学术研究上相互合作、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如果周围的人学术背景相似，不仅无法合作，还会产生不必要的内部竞争，这就不是一种好的环境了。
学者所处的环境不仅取决于周围的人，还取决于他自己。一个愿意交流，并愿意帮助别人的学者，总是能够聚集更多优秀的人，他从环境中得到的回馈也就越多。因此，即使在同一个学校工作，不同学者所处的环境是不一样的，这取决于他对别人的态度。
大学中的院系通常是按学科设置的，如果教师聘任没有把好关，院系中教师的学术背景比较接近，就会对院系的学术环境造成损害，这对院系的发展是很不利的。很多大学都严禁学术上的近亲繁殖，这是有道理的。
很久以前，我们曾聘任了一个很优秀的青年学者。几年之后，他的导师又推荐了一位他认为更加优秀的，但被学院坚决地否决了，因为同门师兄弟在一个院系，必然会有内部竞争。实际上，在同一个院系的学者是很少合作的。尽管专业可能不同，但大家的学科背景和思维方式是很相似的，相互之间缺乏互补和借鉴意义。
过去一些年，北大组建了若干以学术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研究机构，如从事退行性疾病研究的分子医学研究所、生物动态光学成像中心（biopic）、脑与神经科学的研究所等。在选聘学者时，这些机构都很注重学者之间的协同和配合，也鼓励大家与其他机构的学者合作。因此，这些机构中的学者学术发展都比较好，也比较快。
最近，人们开始讨论一个问题：如何更合理地设置大学中的学术机构？
坚持按传统学科设置机构的人，认为现有院系设置有利于专业教学和人才培养，应当坚持。而持不同意见的人，认为跨学科的学术机构不仅有利于学术发展，也有利于学生接受跨学科思维的熏陶。
近年来，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很快，涌现出了很多新技术和新兴领域，这将会对一些传统学术领域产生颠覆性影响。例如，智能医学系统不仅会改变临床医学的构架，也会改变医学的教育模式。这些新兴领域都需要跨学科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这也是学校学科布局需要考虑的。
澳大利亚有一所学校，将很多传统院系重新组合成面向重大问题的研究机构，而把传统学科作为虚拟的网络。这是世界上少数对学术机构进行彻底变革的学校，到底效果如何还有待未来评判。
学术机构设置调整的最终目标是营造能够激发学者创造力的跨学科环境。在通常情况下，没有必要颠覆原有的院系体系，而应当把注意力放在让不同学科学者一起工作的机制上。有几方面问题一直是大家争论的焦点，应当认真加以解决。
学者兼聘要充分考虑各单位的利益诉求，建立知识产权、文章署名等方面的规范，调动机构的积极性。要建立公共平台，使不同学科的学者和学生能够在一起工作和学习。目前，学校和各医院的空间资源都比较缺乏，要设法在医院附近拓展空间，建立学术研究平台。
另外，要真正建立起高水平的临床研究体系，要从体制机制入手，调动医院的积极性，使北大的医院真正成为专注疑难病症的、高水准的临床学术和医疗机构。同时，我们仍然需要在一些重要领域建设跨学科研究机构，解决国家发展中面临的重大基础性学术问题。
北大的学科比较多，设置还是比较均衡的，但科研的团队规模通常都比较小。这种科研模式对发挥学者个人积极性是有利的，但很难在短期内产生有重大影响的研究成果。
一般地说，国家重大应用性研究需要规模较大的研究团队，我们在这方面是比较弱的，很多年都没有获得国家的重大奖项了，这与我们的科研模式有一定关系。
最近，校内就这个问题有一些讨论。一些人认为应当组织大团队，把精力放在解决国家重大问题上。另一些人则认为，北大还是应当聚焦学科前沿，只有在学科前沿取得突破，才能产生对国家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成果。双方各执一词，也都有一定道理。
实际上，学校科研体系选择要考虑三个因素，一是要有利于学者的学术发展和人才培养，使学者和学生的学术潜力都释放出来，这是学校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二是要有利于产生更多影响国家发展和人类进步的新思想、前沿科学和未来技术，这是科研体系调整的依据。三是要为国家发展提供有力的学术和人才支撑。
北大以基础研究见长，学术研究的重点是最前沿学科领域。因此，并不适宜按传统工科学校的模式，组织很大规模的研究团队。这种方式有利于目标明确的应用性研究，与北大的学术定位并不契合。
我们的科研体系首先要保障学者的独立性，使他们能够开展兴趣导向的探索。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关注国家的重大需求，可以通过建立学者之间合作机制的方式，以重大问题为导向形成团队，共同解决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
因此，北大的学科布局应当是网络状的。院系作为学者的主聘单位，每个学者都应当在院系承担教学任务和院系发展责任。我们还应当组建跨学科的研究机构和平台，使教师和学生在跨学科环境中学习和工作，以提升学校的整体学术竞争力。
新时代，学校建设的目标更加清晰，改革发展的任务也更重了。要真正走到世界一流大学的前列，需要我们更加注重内涵建设，建立起高效的管理体制，最大限度地释放学者和学生的创造潜力。
“放与管”永远都是让人纠结的矛盾。在大学中，学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根本。要释放学者的潜力，就要给予更大的学术研究自由，这是大学的根本属性决定的。同时，聚焦学校使命、实现学校发展目标也是非常重要的，是学校的大局。
因此，大学还是需要“管”的，但学校不能靠命令，而是依赖价值引领、制度规范和资源政策调控。把握好“放与管”，对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和氛围是很重要的，决定了学校或院系的发展状况。
学校的根本价值是培育人。要使全体教职员工都清楚地了解学校的根本价值，还要通过制度规范，确保不偏离根本价值。大学的根本动力源于学者的创造力，学校的学科设置、资源政策要有利于学者学术发展。当学者都能实现学术理想，学校就能聚集更多优秀学者，实现学校的使命和发展任务。
因此，使学者和学生发展得更好，是学校管理的基本原则，也是处理好“放与管”关系的根本。这是我们每个从事大学管理的工作人员务必牢记的。
中国的发展为大学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一方面，中国发展提出了很多重大的、世界性的学术问题，如果我们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将是对人类的重大贡献。另一方面，中国发展为大学提供了更多资源，这也是很多其他国家的大学梦寐以求的。
但是，这些机遇和资源并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变成学校竞争力的。我们应当树立急迫感和危机意识，不能沉湎于过去的辉煌，而是要总结和反思过去的经验教训，转变观念，仅仅靠着旧地图，可能永远也找不到新大陆。
我们应当登高望远，看清楚未来发展的方向，看清楚国家、社会、教师和学生的长远需求，不断探索、不断革新，勇往直前，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未来的北大，必须实现从学习到超越，从跟踪到引领的转变，成为一个更加开放的北大，更加有效率的北大，更能够坚守价值的北大，也更有创造力的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