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进一步加强工程教育，加强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为解决我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供人才支撑。新时代背景下的卓越工程师培养是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有力结合点，更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进一步将高校、企业、科研机构和行业组织等多元主体各尽其能，建立一体化的产学研“联合体”组织，实现产学研深度融合，协同育人。“联合体”这一概念和组织形式，在苏联起步较早。20世纪50年代，苏联为跻身世界科技前列，将高校与科学研究、生产单位等有机联合，探索教学、科研、生产一体化的组织形式，提出了产学研“联合体”概念。我国工程教育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主要借鉴苏联模式，探索产学研一体化合作。1952年我国实施第一次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由政府部门直接管理行业高校，建立了与经济体制同构的高等教育体系，高校和行业紧密融合，具有天然血缘关系。国内文献中较早涉及教学、科研、生产联合体这一概念是在1983年，“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教学、科研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此过程中，政府指导在产学研合作中一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产学研合作不断深化。
时至今日，基于教学、科研、生产合作的联合体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但可总结为通过产学研深度融合形成的一种合作组织，这种组织形式推动了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的共促互进，为我国工程教育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内在需求决定了产学研合作组织的组建模式和发展方向，近几年联合体也衍生出了新的范式。2021年5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了创新联合体理念。创新联合体侧重于发挥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明确由龙头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创新主体相互协同，这是一种依托新型举国体制、高效调动全国创新资源向企业汇聚的新型政产学研合作组织，主要解决创新链与产业链脱节问题，但对工程教育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的关注还不够。2021年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养大批卓越工程师，调动好高校和企业两个积极性，实现产学研深度融合。党的二十大将教育、科技、人才统一部署，全面提高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质量。中组部等多部委联合开展工程硕博士专项改革，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成立首批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和国家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18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建设单位联合发布《卓越工程师培养北京宣言》，我国进入了以培养卓越工程师为代表的工程教育改革新阶段。培养大批卓越工程师，迫切需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推动教育、科技、产业进行系统性、全方位深度融合，卓越工程师培养联合体建设正当其时。
本研究提出构建的卓越工程师培养联合体（以下简称“培养联合体”）。在本质属性上，属于产学研合作组织，但更加强调和注重政府的指导作用，以更好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凝聚政产学研多元合力。在目标选择上，培养联合体致力于通过政产学研深度融合推动构筑卓越工程师自主培养新范式，为世界工程教育贡献中国方案。在合作方式上，不同于其他松散式的组织，培养联合体通过实质性联合，实现多元主体在跨领域、跨行业、跨地域、跨组织层面的融通融合，共同打造卓越工程师培养的“生态雨林”。鉴于此，本研究基于组织学视角，从多主体利益共生的共同目标达成机制、多平台资源共享的协作意愿驱动机制和多维度制度共建的信息交流沟通机制等方面，提出新时代卓越工程师培养联合体的实现路径。
二、卓越工程师培养联合体的借鉴思考
（一）理论基础
组织理论对协会、联盟、联合体等合作组织具有很好的解释效力。部分学者基于组织理论对“一带一路”高校战略联盟的实践逻辑和治理体系进行了研究，有学者探索高校与社会非营利组织模式融合的可能性，打造共建平台服务人才培养和社会发展，有学者从校企共建研究生实践基地的视角，建议通过深化产教融合加强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形成教育和产业融合发展格局，还有学者基于组织理论探究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和作用，通过协调政府、企业及社会组织等众多社会主体形成组织化联合体，以适应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和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变，达到共建共治的目标。
组织理论认为组织的生成基于三方面要素，即共同的目标、为共同目标而协作的意愿和形成信息交流的机制。共同目标是组织成员根据各自利益诉求所形成广泛接受或认可的共同追求，一致的目标是达成协作意愿的必要前提。协作意愿是组织成员在一定诱因的驱动下，产生对组织作出贡献、付出努力的愿望，稳定的协作意愿是合作组织建设运行的内生动力和必要保障。信息交流是组织把共同目标和合作意愿转化为现实，高效、顺畅地实现核心任务的设计安排，有效的信息交流能够确保成员间的团队合作，是组织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对组织的架构设计、规则制定和澳门凯发的业务范围都具有重要影响。一个稳定的组织应具有明确的目标，成员间具有高度的合作意愿以达成共同的目标使命，各方认同沟通协调的重要性。
（二）经验启示
世界各国在工程师培养方面进行了多维度、长周期的实践探索，培养了大批工程科技人才，促进了全球工程教育发展。本研究基于组织理论，选取加拿大合作教育与产学融合教育协会（cewil）、澳大利亚产学合作教育联盟（acen）、法国工程师职衔委员会（cti）、中国工程师联合体（cse）等4个代表性工程师培养合作组织，（见表1）通过检索文献资料、收集宣传报道、实地走访调研等多种形式，梳理上述组织的架构和运行机制，研究其对我国建设培养联合体的借鉴价值。其中，加拿大合作教育与产学融合教育协会是加拿大工学结合的引领性组织，通过与雇主、政府、高校的密切合作，以高质量的工学结合培养未来学生的能力。澳大利亚产学合作教育联盟作为澳洲工学结合的领导性组织，倡导教育工作者、社区、行业和政府各方成为合作和伙伴关系。法国工程师职衔委员会是欧洲最早的工程师评估和鉴定机构，也是法国工程师专业认证领域最具权威的机构。中国工程师联合体由中国科协倡导发起，侧重于工程师的后职业发展阶段，对内提升工程师职业化水平，对外提升工程师国际化水平，推动工程师资格互认，参与工程领域全球治理。
通过对4个合作组织的文献研究发现，这些产学研合作组织在支持工程科技人才成长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相关组织的发展模式、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不尽相同，但其组织成员间都有着明确的共同目标和稳定的协作意愿，并在长期的实践探索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信息交流机制，共同体现出以下3个特点。①在战略选择上，强调精英导向和追求卓越同向同行。4个合作组织正是基于精英导向和追求卓越的目标，才逐渐建立了各自的引领地位。在组织目标上，大都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进行建设。在成员主体上，领军企业、一流高校和顶尖科研机构等精英成员在推动组织目标达成方面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在培养对象上，更多聚焦精英教育，如法国cti认证的工程师学院定位是培养军政、高科技与工商管理等精英人才，只有排名在前10%的高中毕业生，才有机会考入工程师学院。在建设成效上，上述产学研合作组织都具有强大的国际影响力和引领性。②在组织构成上，强化多元主体和异质资源协同整合。多元主体的互补性，决定了异质资源依赖性。异质资源是多元主体互补融合、协同运行的物质基础，组织成员拥有其他成员所不具备的异质性资源越多，彼此通过共享资源深化合作的意愿就更强烈，合作关系也会越牢固。如cewil、acen等都是由众多高校、企业、行业协会等异质性单位构成，深化产教融合为学校培育英才、为企业输送高质量毕业生，其主体都具有特色化、差异化的资源，通过成员的强强联合，坚持合作共赢、有序竞争，最终实现组织的发展目标。③在机制设计上，强调组织目标和运行机制融通一体。明确的目标和与之相匹配的运行机制是上述产学研合作组织平稳运行并不断发展壮大的关键。如cti的目标是“保证工程师教育的质量，并保证工程师教育与欧洲及国际的工程师教育保持一致”，因此该组织通过统一的人才培养标准认证体系推进工程师学位文凭和资格互认，经cti认证的法国工程师学历证书与欧洲工程师教育认证体系的评估和认证结果互相认可。cse致力于推进工程师资格国际互认，推动中国标准走向国际、中国工程师走向世界，服务“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积极参与工程领域全球治理，逐渐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综合性工程师组织之一。
三、卓越工程师培养联合体的构建机理
产教融合培养卓越工程师，必须以服务国家需求为导向，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集中力量、协同攻关，构建政产学研紧密型、一体化的关系范式，这是对我国国情和时代背景的直接有效回应。本研究在广泛吸收有关学者有益思想和国内外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探索提出卓越工程师培养联合体的内涵：培养联合体是由具有共同愿景目标或利益需求的高校、企业、科研机构、行业组织等多元主体，基于我国产教融合培养卓越工程师的目标，在政府指导下，有组织地进行系统性、全方位、实质性融合，形成的新型政产学研合作组织，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一种重要呈现形态。本研究以组织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以共同目标、协作意愿和信息交流三要素为核心，以卓越性、协同性和系统性为原则，以多主体利益共生的共同目标达成机制、多平台资源共享的协作意愿驱动机制和多维度制度共建的信息交流沟通机制为实现路径的培养联合体建设分析框架。（见图1）
为了实现产教融合培养卓越工程师的共同目标，培养联合体必须深化政产学研融合，充分体现出卓越性、协同性、系统性的构建原则。
一是突出卓越性，以高质量教育供给服务国家需求。对于培养联合体的建设，在培养目标上，要聚焦国家战略，服务国家需求，依托重大项目和重大工程自主培养卓越工程师，建立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工程师培养体系，为解决我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供重要人才支撑。在成员选择上，要从产业需求出发，广泛凝聚具有卓越属性的多元主体力量，重点依托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和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相关建设单位，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在要素配置上，要坚持一流标准、打造一流师资、建设一流课程、搭建一流平台，汇聚优势产教资源和创新要素，构建高品质育人环境。
二是突出协同性，以全要素开放协作实现共通共享。松散型合作组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实现资源互补和共享，但存在着产教融合不深不实的固有弊端。而培养联合体的建设将围绕一体化合作组织架构，聚焦产业需求侧与人才培养供给侧的衔接匹配问题，广泛汇聚高校、企业、科研机构、行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优质资源，实现深度资源整合与共通共享。培养联合体将着力建立健全校企共同招生、共同培养、共同选题、共享成果和师资互通、课程打通、平台融通、政策畅通的“四共”“四通”机制，促进教学、项目、平台、师资、信息等在培养联合体内有序、高效地开放共享。
三是突出系统性，以全方位体制创新引领范式变革。培养联合体的建设，要从国家层面进行制度设计，破除制约卓越工程师培养的体制和政策障碍，推进以育人体制、办学机制、培养方式和激励评价等要素系统性变革，构建有利于政产学研融合的制度和政策环境。要从执行层面充分发挥资源配置能力，支持和鼓励高校、企业、科研机构等多元主体发挥自身优势，通过标准化的组织架构、培养流程、工作布置和评价机制设计，在共同招生、融合课程体系、双导师（组）、工学交替培养等培养全过程开展实质性联合，构建政产学研融合培养体系。
四、卓越工程师培养联合体的实现路径
共同目标、协作意愿和信息交流是推动培养联合体创建和运行的关键。培养联合体应以组织理论为指导，构建多主体利益共生的共同目标达成机制、多平台资源共享的协作意愿驱动机制和多维度制度共建的信息交流沟通机制。
（一）构建多主体利益共生的共同目标达成机制
共同目标是培养联合体成员开展合作的前提，利益共生可以促使各成员主体相互协作，达成目标一致。产教融合培养卓越工程师是世界工程教育共同面临的难题，其主要原因就是高校和企业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追求存在天然差异。高校致力于人才培养，但产教脱节导致了高校培养的学生能力与企业需求不耦合，制约了高质量人才培养。企业侧重于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在我国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迈进的进程中，企业已从低端复制向高端创造转型，人才成为企业第一资源，这迫切需要企业把培养环节前移，同高校一起“量身定制”人才。近年来我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有关政策，我国政府在有机联结高校和企业、深化产教融合中发挥着重要的赋能作用。总的来说，产教融合培养卓越工程师已成为当前高校、企业和政府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利益抉择和战略目标。
为实现政产学研深度融合培养卓越工程师的共同目标，培养联合体的各成员应协同行动，真正将培养联合体打造成为政策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如图2所示，可主要从以下三方面着手。一是做好政策指导，各级政府和管理部门虽然不直接参与到培养联合体的建设和运行中，但发挥着重要的政策指导作用，可通过制度保障、资金支持和管理服务等为培养联合体持续提供支持，有效破解制约产教融合培养卓越工程师的机制性障碍。同时，培养联合体可充分发挥专家智库优势，发布共同的培养标准和建设指南，打造公共政策倡导阵地，为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政策走向提供可靠支撑。二是做好双向融合，企业与高校汇聚更多的共同利益，将实质性联合贯穿于招生选拔、课程教材、导师队伍、实践平台、毕业评价等全过程，构建完善企业出题、校企共答、产业阅卷的卓越工程师培养新体系，切实解决工程技术人才培养与生产实践脱节等突出问题。三是做好社会支持，科研机构和行业组织拥有丰富的行业优势、科研条件、孵化平台、专家智库等优质资源，对产教融合催生出的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和新方法富有推广经验和行业优势，可通过提供决策咨询、中介服务和资源支撑等为培养联合体注入动能和活力，支持培养联合体成员持续发展。
（二）构建多平台资源共享的协作意愿驱动机制
组织成员通过整合资源建立良好协作关系，从而获得竞争优势，是组织成员最为显著的意愿表征。一方面，资源整合与共享水平直接影响成员间协作关系水平和竞争优势提升程度；另一方面，组织间不同的合作方式，对资源整合与共享水平也会带来影响。对于松散型的合作组织，各方投入资源较少，也就无法达成稳定的协作意愿；而一体化的组织结构，可以实现更高程度的资源投入与整合共享，促使成员各方跳出传统的权责范围，协同打造资源共享平台，成员间紧密联结、相互依赖、高度协作，从而获得最佳竞争优势。培养联合体建设应朝向一体化实体运行，促进各成员从单体合作转向链式生态协作，形成更为稳固的协作意愿。
为巩固强化成员间协作意愿，培养联合体应以资源共享为核心，构建多主体参与、多区域布局、多领域整合的卓越工程师培养“生态圈”，不断深化“四共”“四通”机制，如图3所示。一是搭建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联合平台，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是由一个高校和若干企业或一个企业和若干高校组成的新型政产学研实体组织，通过平台建设，可实现高校、企业和国家实验室等多方资源的一体化整合配置和优化利用，促进产教供需直接对接、长期匹配。二是搭建国家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联合平台，国家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是立足国家重点区域建立的由政府主导、产业牵引、高校支撑、市场优化的实体化人才培养和科技产业创新特区，通过平台建设，可创新科教融汇、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模式，打通区域/城市内人才培养和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三是搭建关键领域卓越工程师培养联合平台，支持每一关键领域细分发展，建设各关键领域子联合体，在各关键领域内围绕核心课程、教材、实践平台和行业导师队伍建设等方面进一步整合资源和共建共享，服务关键领域卓越工程师培养。以共建核心示范课程为例，联合体可汇聚各成员单位在某一关键领域的理论研究、行业前沿、工程案例、高水平师资等优质资源，共建一批国家级的关键领域核心示范课程。
（三）构建多维度制度共建的信息交流沟通机制
充分的信息交流是培养联合体成员协商共治的关键环节。培养联合体成员间的信息交流需要以平等的地位、正确的姿态、积极的行动为基础，形成多元协同共治共生的良好局面。平等的地位体现在管理运行方面，通过建立理事单位轮值机制确保参与主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轮值组织年度会议交流工作经验，促进成员间更加深入的合作；正确的姿态体现在决策制定方面，通过建立协商共治的决策机制，纠正和避免培养联合体发展过程中政府、学校或企业的独断式决策和垄断式占有；积极的行动体现在评价激励方面，公共选择理论认为，集体行动不会自动发生，除非组织中存在“有选择的激励”，完善的评价和激励机制能够激发成员的积极行动和主动参与。可以说，构建多维度制度保障的信息交流沟通机制，为有效连接培养联合体共同目标和成员协作意愿架起了合作桥梁。
培养联合体可通过设计和健全多维度的治理机制、决策机制和激励机制，加强成员间信息交流，保障培养联合体的长效稳定运行和功能实现。一是建立轮值治理机制。培养联合体可实行理事会单位负责制，理事会的理事长单位采用轮值制度，全体理事单位可以轮流担任理事长单位。轮值制度有利于建立成员单位间实质性平等关系，对提升成员单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具有重要意义。二是建立协商决策机制。决策的实现基于全体成员的沟通协商，通过广泛征求成员意见以达成共识。培养联合体理事会为最高决策机构，可按照理事会会议制度决定有关重要事宜，以此实现成员间优质资源的共建共享和权责匹配。三是建立评价激励机制。培养联合体应建立质量保障和评价体系，进一步强化价值、创新、能力、贡献导向，明确卓越工程师培养的通专能力要求，保障联合体成员间的培养标准保持一致。同时，还应对培养联合体成员严格准入准出，发挥正向激励和负向约束作用，激发成员的内生动力，保障卓越工程师人才培养质量和培养联合体建设质量。
五、结语
产教融合培养卓越工程师是国际工程教育界面临的共同挑战，也是我国工程教育要着力解决的重要课题。本研究从共同目标、协作意愿和信息交流3个方面提出了培养联合体的构建思路和实现路径，探讨了多主体利益共生、多平台资源共享和多维度制度共建运行机制，以期为产教融合培养卓越工程师提供思考和启发。未来，卓越工程师培养联合体应进一步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落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部署，强化多主体协同，推动卓越工程师培养体系重构和流程再造，构建政产学研融合的工程教育共同体，切实提升卓越工程师自主培养质量，不断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贡献智慧和力量。